第一二九章 暴风雨转中雨
汪克凡连劫四库,经过短暂的沉默后,引来朝野上下的口诛笔伐,物议汹汹。
这就像两个人发生矛盾的时候,一方突然翻脸动手,沙钵大的拳头一拳撂在对方的脸上,一下子就把他打懵了,事后却闹了起来。
打人的突然动手,气势汹汹,挨打的又惊又怒又害怕,不知道这家伙到底要干什么,为什么变得这么凶,会不会做的更过分……
有血性没顾忌的会还手,但也不愿拼命。没血性有顾忌的一边躲闪招架,一边和对方讲理,如果对方蛮不讲理,只好忍辱吞声。总之是好汉不吃眼前亏,没必要和疯子拼命,其他的,一时顾不上想太多。
等到架打完了,打人的扬长而去,挨打的这才回过神来,屈辱和愤怒代替了害怕,或者找人报复,或者报警什么的,咬牙切齿一定要找回场子,不肯善罢甘休。
汪克凡突然动粗,文官们都很害怕,不知道他会闹到哪一步,等到事情过去了,大家才发现没什么大不了的。楚军只是抢了些银子,既没有发生兵变,也没有公然造反,除了吕大器和他的子侄门生很吃了些苦头,还有两个兵马司的士兵被流弹射伤之外,这么大的一场乱子闹下来,竟然一个人也没死。
文官们立刻胆气一壮,对汪克凡群起而攻之,舆论很快形成一边倒,汪克凡从功勋卓著的抗清名帅,突然变成了人人得以诛之的乱臣贼子。朝野上下。为汪克凡辩护的声音几乎被淹没了,楚勋和帝党里有些人顶风出头,立刻也变成了过街老鼠。人人喊打。
就在这个时候,隆武帝下旨,加封汪克凡的母亲刘氏,以及他的妻子傅诗华。
隆武帝这么做,并不是一时头脑发热,而是经过反复考虑的。
朝野间正闹得沸沸扬扬,隆武帝下旨加封汪克凡的母亲妻子。与其说是拉偏架,不如说是明确表态,亲自站了出来。对那些反对隆武新政的文官勋贵下了一封战书。
大明开国至今二百八十多年,永乐时期,明成祖朱棣担心王公勋贵学他一样造反,对地方藩王进行严格的圈养。勋贵武将逐渐被挤出权力核心。到了土木堡之变后,武将勋贵集团更被一扫而空,文官阶层迅速抬头,“天子与士大夫共治天下”的局面形成,一直延续到明朝末年。
在明朝中后期,武将勋贵固然失去了权力,皇权也不断降低。
没有制衡的文官集团和士绅地主结合,形成了庞大的利益集团。皇帝渐渐被架空,直接掌握的权力所剩无几。甚至连最重要的兵权都在内阁手中。为了对抗文官集团,明朝中后期的皇帝只好倚重宦官集团和锦衣卫这样的天子亲兵,这才有了刘瑾、魏忠贤等大太监的风光一时,太监和锦衣卫也因此在史书中被骂的狗血喷头。
总的来说,在明朝中后期,皇帝虽然有宦官集团帮忙,大多时候还是斗不过文官,生错了时代的正德皇帝,不能认老爸的嘉靖皇帝,只能装哑巴的隆庆皇帝,坚决不上朝的万历皇帝……都被文官欺负的很惨。
按照朱元璋设计的政治体系,皇权本来可以保证足够的权威,皇帝之所以斗不过文官,里面的原因很复杂。
从表面上来说,文官之所以如此强势,是因为他们掌握了舆论和话语权,明朝中后期的皇帝从小就要接受严格的教育,十几年如一日被灌输各种理学思想,对文官集团不敢下狠手,害怕染上道德污点。比如万历皇帝被文官欺负了,长年赌气不上朝,却没有其他的行动,反而让文官的权利越来越大。
从深层次的原因来说,皇权降低是因为政治架构出现了问题。王公勋贵被圈养了,武将处处仰人鼻息,只剩下“士大夫与天子共治天下”,皇帝名义上掌握着最高权力,但是各种施政方针和决策都要通过文官集团执行,宦官集团因为自身素质有限,不足以承担重任,皇帝身边可以信任的人越来越少,干什么事情都要通过文官,被一定程度的架空了。
到了明朝末年,崇祯皇帝上来就把魏忠贤漆里哐啷干掉了,一时间“众正盈朝”,东林党把持朝局。具体到每个人,东林党未必都是祸国殃民的奸臣,但在没有制衡和监督的情况下,国家的方针政策连续出现重大失误,再加上各种天灾**,大明王朝迅速走向衰落,形势急剧恶化。
崇祯帝后来也发现情况不对,开始重用曹化淳等太监,但是为时已晚,“万历三大征”的辉煌还在人们的记忆中,大明王朝转眼间就土崩瓦解。崇祯临死前痛呼“诸臣误我”,充满了的懊悔和无奈,把文官集团一竿子打死一船人,全部、彻底的否定。
到了南明时期,武将的地位虽然有所提高,但是整个的政治架构没有变,仍然是文官当政的老一套,如此一来,皇权反而进一步降低……弘光帝为了对抗文官集团,通过权臣马士英和武将联合,和东林党正好打了个平手,略微还占一点上风,隆武帝上台后,在东林党和郑芝龙的双重挤压下,像个受气的小媳妇。
隆武帝登基之后,一直试图改变这种情况,在福建时期就开始扶植南党,对抗东林党和郑芝龙的双重封锁,再加上他血统不正,急于笼络人心,所以大发乌纱帽。在福建时期,隆武朝的内阁成员之多,开创了大明朝从未有过的先例,最多的时候一度高达二十余人。
逃出福建后,军阀中再没有像郑芝龙这样的庞然大物,武将的威胁迅速降低,文官集团变成了皇权的最大敌人。为了对抗文官集团,隆武帝和汪克凡联合,一个逃亡皇帝加上一个羽翼未丰的小军阀,用了三年时间不断蚕食,从文官手里夺回了不少权力。
矛盾在日积月累,不同的施政方针,早晚会发生激烈的碰撞,隆武新政就像导火索,点燃了皇权和文官集团之间的战斗。
因为隆武新政触犯了士绅地主的广泛利益,文官们联合起来了,王公勋贵联合起来了,两广的地方军阀也联合起来了,大家拧成一股绳,把隆武新政一夜之间打回原形。
如果是万历皇帝,也许就此赌气不上朝了,如果是嘉靖皇帝,也许只好忍气吞声,把自己的亲生老爸叫叔父……隆武帝却和这些在深宫里长大的皇帝不同,少了一份未经风雨的拘束和懦弱,多了一份中兴大明的决心和魄力,一定要反击回去,继续推行隆武新政。
(多说一句,嘉靖皇帝虽然一度屈服,最后还是赢了,下诏尊兴献王为皇考,还是把亲生老爸叫爹,到了嘉靖十七年,又追封兴献王为“睿宗”庙号,和明朝的列代皇帝同等待遇。)
汪克凡回到桂林,隆武帝多了一个强有力的臂助,当然要趁势反击,税制改革只是第一步,在权力斗争中,人事变动才是最直接的反映。汪克凡和文官集团开战后,隆武帝终于站了出来,加封汪克凡的母亲妻子,旗帜鲜明的对他表示支持。
如果只是在背后搅风搅雨,终归成不了大事,隆武帝性格坚韧,又有远大的志向,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,站到了风口浪尖上。
支持汪克凡,向文官集团和王公勋贵宣战,隆武帝做出这个决定,并不轻松。事先他和汪克凡、傅冠等人反复商议,又取得内庭太监王坤、庞天寿、锦衣卫指挥使马吉祥等人的支持,才终于下了这道圣旨。
他已经做好了思想准备,准备迎接文官们的骂战。从正德朝开始,文官们和皇帝发生冲突的时候,最直接最有力的武器就是蜂拥而上的骂战,不是一个两个出来骂皇帝,而是大家一起骂,用大义道德把皇帝骂成一个荒淫无道,不仁不义不孝的昏君,一边骂一边变相罢工,国家机器彻底瘫痪,让皇帝的命令执行不下去。
抢占道德制高点的破口大骂,加上非暴力不合作,骂街泼妇和圣雄甘地合体,这个威力不是一般的大,皇帝哪怕脸皮厚,不怕挨骂,往往也得顾全大局,做出让步。
像参加会试的举子,在大考前亢奋而紧张,隆武帝下了圣旨之后,神经就绷紧到极限,等待迎接那场意料之中,无可避免,劈头盖脸袭来的暴风雨。
出乎意料,袭来的最多算是一场中雨,天气预报发生错误,台风突然转向,暴风雨的中心距离隆武帝还有八十公里。
有一部分大臣官员上净谏,指责隆武帝不该下这份诏书,朝野间也出现了攻击隆武帝的舆论,但是,闹到这种程度只是小儿科罢了,在大明朝算是屡见不鲜的,隆武帝预料中的激烈反弹并没有出现。没有大规模的辞职,也没有群臣静*坐示*威,更没有某个官员跑到朝会上撞柱自杀,陷君父于不仁不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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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就像两个人发生矛盾的时候,一方突然翻脸动手,沙钵大的拳头一拳撂在对方的脸上,一下子就把他打懵了,事后却闹了起来。
打人的突然动手,气势汹汹,挨打的又惊又怒又害怕,不知道这家伙到底要干什么,为什么变得这么凶,会不会做的更过分……
有血性没顾忌的会还手,但也不愿拼命。没血性有顾忌的一边躲闪招架,一边和对方讲理,如果对方蛮不讲理,只好忍辱吞声。总之是好汉不吃眼前亏,没必要和疯子拼命,其他的,一时顾不上想太多。
等到架打完了,打人的扬长而去,挨打的这才回过神来,屈辱和愤怒代替了害怕,或者找人报复,或者报警什么的,咬牙切齿一定要找回场子,不肯善罢甘休。
汪克凡突然动粗,文官们都很害怕,不知道他会闹到哪一步,等到事情过去了,大家才发现没什么大不了的。楚军只是抢了些银子,既没有发生兵变,也没有公然造反,除了吕大器和他的子侄门生很吃了些苦头,还有两个兵马司的士兵被流弹射伤之外,这么大的一场乱子闹下来,竟然一个人也没死。
文官们立刻胆气一壮,对汪克凡群起而攻之,舆论很快形成一边倒,汪克凡从功勋卓著的抗清名帅,突然变成了人人得以诛之的乱臣贼子。朝野上下。为汪克凡辩护的声音几乎被淹没了,楚勋和帝党里有些人顶风出头,立刻也变成了过街老鼠。人人喊打。
就在这个时候,隆武帝下旨,加封汪克凡的母亲刘氏,以及他的妻子傅诗华。
隆武帝这么做,并不是一时头脑发热,而是经过反复考虑的。
朝野间正闹得沸沸扬扬,隆武帝下旨加封汪克凡的母亲妻子。与其说是拉偏架,不如说是明确表态,亲自站了出来。对那些反对隆武新政的文官勋贵下了一封战书。
大明开国至今二百八十多年,永乐时期,明成祖朱棣担心王公勋贵学他一样造反,对地方藩王进行严格的圈养。勋贵武将逐渐被挤出权力核心。到了土木堡之变后,武将勋贵集团更被一扫而空,文官阶层迅速抬头,“天子与士大夫共治天下”的局面形成,一直延续到明朝末年。
在明朝中后期,武将勋贵固然失去了权力,皇权也不断降低。
没有制衡的文官集团和士绅地主结合,形成了庞大的利益集团。皇帝渐渐被架空,直接掌握的权力所剩无几。甚至连最重要的兵权都在内阁手中。为了对抗文官集团,明朝中后期的皇帝只好倚重宦官集团和锦衣卫这样的天子亲兵,这才有了刘瑾、魏忠贤等大太监的风光一时,太监和锦衣卫也因此在史书中被骂的狗血喷头。
总的来说,在明朝中后期,皇帝虽然有宦官集团帮忙,大多时候还是斗不过文官,生错了时代的正德皇帝,不能认老爸的嘉靖皇帝,只能装哑巴的隆庆皇帝,坚决不上朝的万历皇帝……都被文官欺负的很惨。
按照朱元璋设计的政治体系,皇权本来可以保证足够的权威,皇帝之所以斗不过文官,里面的原因很复杂。
从表面上来说,文官之所以如此强势,是因为他们掌握了舆论和话语权,明朝中后期的皇帝从小就要接受严格的教育,十几年如一日被灌输各种理学思想,对文官集团不敢下狠手,害怕染上道德污点。比如万历皇帝被文官欺负了,长年赌气不上朝,却没有其他的行动,反而让文官的权利越来越大。
从深层次的原因来说,皇权降低是因为政治架构出现了问题。王公勋贵被圈养了,武将处处仰人鼻息,只剩下“士大夫与天子共治天下”,皇帝名义上掌握着最高权力,但是各种施政方针和决策都要通过文官集团执行,宦官集团因为自身素质有限,不足以承担重任,皇帝身边可以信任的人越来越少,干什么事情都要通过文官,被一定程度的架空了。
到了明朝末年,崇祯皇帝上来就把魏忠贤漆里哐啷干掉了,一时间“众正盈朝”,东林党把持朝局。具体到每个人,东林党未必都是祸国殃民的奸臣,但在没有制衡和监督的情况下,国家的方针政策连续出现重大失误,再加上各种天灾**,大明王朝迅速走向衰落,形势急剧恶化。
崇祯帝后来也发现情况不对,开始重用曹化淳等太监,但是为时已晚,“万历三大征”的辉煌还在人们的记忆中,大明王朝转眼间就土崩瓦解。崇祯临死前痛呼“诸臣误我”,充满了的懊悔和无奈,把文官集团一竿子打死一船人,全部、彻底的否定。
到了南明时期,武将的地位虽然有所提高,但是整个的政治架构没有变,仍然是文官当政的老一套,如此一来,皇权反而进一步降低……弘光帝为了对抗文官集团,通过权臣马士英和武将联合,和东林党正好打了个平手,略微还占一点上风,隆武帝上台后,在东林党和郑芝龙的双重挤压下,像个受气的小媳妇。
隆武帝登基之后,一直试图改变这种情况,在福建时期就开始扶植南党,对抗东林党和郑芝龙的双重封锁,再加上他血统不正,急于笼络人心,所以大发乌纱帽。在福建时期,隆武朝的内阁成员之多,开创了大明朝从未有过的先例,最多的时候一度高达二十余人。
逃出福建后,军阀中再没有像郑芝龙这样的庞然大物,武将的威胁迅速降低,文官集团变成了皇权的最大敌人。为了对抗文官集团,隆武帝和汪克凡联合,一个逃亡皇帝加上一个羽翼未丰的小军阀,用了三年时间不断蚕食,从文官手里夺回了不少权力。
矛盾在日积月累,不同的施政方针,早晚会发生激烈的碰撞,隆武新政就像导火索,点燃了皇权和文官集团之间的战斗。
因为隆武新政触犯了士绅地主的广泛利益,文官们联合起来了,王公勋贵联合起来了,两广的地方军阀也联合起来了,大家拧成一股绳,把隆武新政一夜之间打回原形。
如果是万历皇帝,也许就此赌气不上朝了,如果是嘉靖皇帝,也许只好忍气吞声,把自己的亲生老爸叫叔父……隆武帝却和这些在深宫里长大的皇帝不同,少了一份未经风雨的拘束和懦弱,多了一份中兴大明的决心和魄力,一定要反击回去,继续推行隆武新政。
(多说一句,嘉靖皇帝虽然一度屈服,最后还是赢了,下诏尊兴献王为皇考,还是把亲生老爸叫爹,到了嘉靖十七年,又追封兴献王为“睿宗”庙号,和明朝的列代皇帝同等待遇。)
汪克凡回到桂林,隆武帝多了一个强有力的臂助,当然要趁势反击,税制改革只是第一步,在权力斗争中,人事变动才是最直接的反映。汪克凡和文官集团开战后,隆武帝终于站了出来,加封汪克凡的母亲妻子,旗帜鲜明的对他表示支持。
如果只是在背后搅风搅雨,终归成不了大事,隆武帝性格坚韧,又有远大的志向,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,站到了风口浪尖上。
支持汪克凡,向文官集团和王公勋贵宣战,隆武帝做出这个决定,并不轻松。事先他和汪克凡、傅冠等人反复商议,又取得内庭太监王坤、庞天寿、锦衣卫指挥使马吉祥等人的支持,才终于下了这道圣旨。
他已经做好了思想准备,准备迎接文官们的骂战。从正德朝开始,文官们和皇帝发生冲突的时候,最直接最有力的武器就是蜂拥而上的骂战,不是一个两个出来骂皇帝,而是大家一起骂,用大义道德把皇帝骂成一个荒淫无道,不仁不义不孝的昏君,一边骂一边变相罢工,国家机器彻底瘫痪,让皇帝的命令执行不下去。
抢占道德制高点的破口大骂,加上非暴力不合作,骂街泼妇和圣雄甘地合体,这个威力不是一般的大,皇帝哪怕脸皮厚,不怕挨骂,往往也得顾全大局,做出让步。
像参加会试的举子,在大考前亢奋而紧张,隆武帝下了圣旨之后,神经就绷紧到极限,等待迎接那场意料之中,无可避免,劈头盖脸袭来的暴风雨。
出乎意料,袭来的最多算是一场中雨,天气预报发生错误,台风突然转向,暴风雨的中心距离隆武帝还有八十公里。
有一部分大臣官员上净谏,指责隆武帝不该下这份诏书,朝野间也出现了攻击隆武帝的舆论,但是,闹到这种程度只是小儿科罢了,在大明朝算是屡见不鲜的,隆武帝预料中的激烈反弹并没有出现。没有大规模的辞职,也没有群臣静*坐示*威,更没有某个官员跑到朝会上撞柱自杀,陷君父于不仁不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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